宣德元年（1426年）八月初一，汉王朱高煦终于耐不住寂寞，在藩国乐安州（今山东惠民县）起兵造大侄子的反。身处嫌疑之地的当世第一名将英国公张辅，在洗脱嫌疑之后，第一时间奏请领兵平叛。可汉王在当年乃屡次救太宗于水火之中的靖难元勋，明宣宗思虑再三否决这一请求，决定御驾亲征，以免重蹈当年建文君的覆辙。

紫禁城文渊阁

皇帝领军在外，京城的安危尤为重要。此时皇帝尚无子嗣，只能从在京诸弟中挑选监国人选。最终老五襄王朱瞻墡胜出，越过胞兄越王朱瞻墉，与庶兄郑王朱瞻埈一道奉命居守北京，总理诸官。同时，明宣宗还命姑父广平侯袁容、靖难功臣武安侯郑亨等文武诸臣协助。

襄王朱瞻墡究竟是何等人物，为何得以超越胞兄，与庶兄共同监国？他的身上又有哪些精彩故事呢？

第一次与皇位擦肩而过

朱瞻墡（音shàn），生于永乐四年（1406年）三月十六日，为明仁宗朱高炽的嫡五子，生母诚孝昭皇后张氏。与明宣宗朱瞻基、越王朱瞻墉为一母同胞，乃明仁宗三个嫡子中的最幼者。

永乐朝，因皇祖父与父王之间微妙的关系，除被祖父亲自抚育的皇太孙朱瞻基外，朱瞻墡兄弟皆没有被授爵。直到永乐二十二年（1424年）七月，明成祖朱棣病逝于归师途中，皇太子朱高炽继位，才迎来转机。当年十月，明仁宗大封宗室，19岁的朱瞻墡被册为襄王。

《明史》对朱瞻墡的评价为“庄警有令誉”，故在父皇去世后，一度成为大兄明宣宗朱瞻基的得力帮手。汉王之乱时奉命监国只是其一。

洪熙元年（1425年）九月，明仁宗梓宫发引，即送往天寿山陵区安葬，朱瞻墡奉命送父皇最后一程，并代行相关礼仪。

宣德二年（1427年）十月初六，以太师、英国公张辅为正使，行在礼部尚书胡濙为副使，持节册东城兵马指挥靖安之女为襄王妃。

成婚意味着离就藩之期不远。

衢州南孔家庙

细说起来，襄王的封国非常有意思。明前期亲王封号或源于古国，或源于州郡名，“襄”显然与襄阳府息息相关，照理来说即便不分封于此，也会分封于左近（至少是本省）。可宣德四年（1429年）二月，明宣宗命行在工部修建襄王等五王王府时，明确提到襄王府建于浙江衢州，也就是说衢州府才是其真正的封地。

“癸未……命行在工部遣官，往凤翔、衢州、建昌、韶州、安陆州，修治郑、襄、荆、淮、梁五王府。上谕之曰：‘诸王将之国，未有府第。其视所在卫所州治，可以为王居者，令军卫有司协力修理，务在完固，毋徒劳人力。’”（《明宣宗实录》）

然而当年五月，皇帝陛下突然改变主意，下令停建衢州襄王府，改以位于湖广长沙的旧谷王府为基础，营建新的襄王府。

紧急将朱瞻墡此衢州外迁，理由估计与当年明太祖改封嫡五子吴王朱橚为周王，封国由杭州改为河南开封相同。浙江紧邻南直隶，又是税赋重地，历来为朝廷核心之地，极力回避在此册封藩王。故虽然明仁宗给这位幼子选了个好去处，胞兄在位后也没做更改，可临了还是选择了改封。

五月十三日下诏对襄王进行改封，十四日礼部“条具合行事宜以闻”，意味着诸王之国近在眼前，再觅他出从零开始营建襄王府显然已来不及，是以长沙虽非善地，先后有两位藩王在此折戟沉沙，可有谷王府这个基础在，修缮起来更方便，所以也就只能让襄王殿下将就一下了。

当年七月，明宣宗不顾户部的意见，下诏给予诸王岁禄一万石。八月初三，朱瞻墡五兄弟正式辞陛之国，走古代版高速公路——京杭大运河南下的四王，途径南京时，还将靠岸祭祀孝陵。

因襄王府改建工程上马时间太过仓促，以至于成为烂尾工程，王府主体虽得以修缮一新，可位于王府前面的左庙右社营建却一拖再拖。

朱瞻墡为襄藩始封君，宗庙尚可缓一缓，但右社所在的社稷山川坛，乃祭祀本国社稷山川之所，属于重中之重，结果襄王就藩经年都没能完工。宣德七年（1432年）二月，忍无可忍的襄藩长史司上奏朝廷，提出使用潭府旧坛行礼。

“癸卯，襄府长史司奏：‘本府未建社稷山川坛场，请于潭府旧坛行事。’上曰：‘坛场虽旧，苟致其洁清而将之以诚，神必享之。’命礼部如其请。”（《明宣宗实录》）

长沙得名地：白沙古井

不管如何，朱瞻墡在长沙安居了下来，可紧随而来的大哥驾崩又给他带来了一丝转变。

宣德十年正月初三，明宣宗朱瞻基突然病逝，终年37岁。其身后留下留个两个幼子，年长的皇太子朱祁镇也才年仅9岁，定然无法胜任皇帝的日常工作。

也正因此，宫中立刻传出拥立襄王的传言。皇帝驾崩，皇后孙氏先天不足，太子不足以掌事，此时宫中真正的话事人为明仁宗皇后、明宣宗与朱瞻墡的生母、皇太后张氏。一边是年幼的大孙子，一边是以贤著称的幼子，立长也更能让仁宣之治延续下去，就内心而言张太后极有可能会有这种想法。所以所谓的“宫中”指谁显而易见。

可对于朝臣而言，这个传言极其可怕。襄王虽素来称贤，在朝中也拥有不少拥趸，可这是建立在他作为藩王的基础之上。但立襄王为帝，一来不符合嫡长子继承制，二来置皇太子于何地？要知道宋太祖、宋太宗兄弟的殷鉴为时未远。

眼睁睁地看着先帝的法统就此断绝，给皇位继承埋下隐患（此时朱瞻墡的胞兄越王朱瞻墉尚在），自然不是朝臣们所能接受的。

鉴于朝野的反对声浪，张太后不得不将重臣们召到乾清宫，指着身边的皇太子朱祁镇说这便是新天子，人心才得以安定。

“宣宗崩，英宗方九岁，宫中讹言将召立襄王矣。太后趣召诸大臣至乾清宫，指太子泣曰：‘此新天子也。’君臣呼万岁，浮言乃息。”（《明史·诚孝皇后传》）

迁国襄阳

远在湖广长沙的朱瞻墡很可能并不清楚有那么一刻，自己立皇位是那么的近。若是知晓此事，内心估计多少会有些波澜吧。

不管怎样，大兄突然龙驭上宾，年幼的大侄子继位，母后执掌大权，作为受宠的嫡幼子，不失为一大利好。

张太后在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打击下，难免会给小儿子多一份怜爱之心。她虽以“毋坏祖宗法”为由，拒绝了朝臣们请她垂帘听政的建议，可并未放权。只要朝廷松松手指缝，就够襄王殿下吃饱了。

太皇太后张氏剧照

比如王府校尉的禄粮按照标准为每月五斗，可大侄子继位后，朱瞻墡对此提出异议。奏称在京时本府校尉军人每月支取本色粮一石，随其之国后反而减半，以至于连吃饭都成了问题，请求朝廷给予增给。最终在行在户部的建议下，增给三斗。

再比如宣德十年十一月，襄王奏称本府乐工人手不足，以至于每逢“迎接诏敕、进贺表笺”等大事时，缺乏人手。明英宗闻讯命行在礼部从南京教坊司抽掉乐工二十余户，交给襄王府使用。

这些都是小节，对朱瞻墡而言，皇位轮替获得的最大好处便是逃离长沙。

长沙在秦汉及以前被视为瘴疠之地，秦末义军首领之一的吴芮被汉太祖刘邦封为长沙王，结果成为汉初八位异姓王中唯一一个得以善终，且传承五世之人。汉景帝时期，又将最不受宠皇子刘发分封到贫穷卑湿的长沙。

及至大明，虽然潇湘一带早已开发成熟，可彼时的长沙对大明宗室而言，亦非善地，先后有两位藩王折损于此。首封于此的为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八子潭王朱梓，他于洪武十八年（1385年）之国长沙，二十三年（1390年）自焚于王府，不仅一代而亡，连个谥号都没获得。接着十九弟谷王朱穗于三十五年（公元1402年）十月自宣府改封至此，然而永乐十五年（1417年）因谋反被废为庶人。

前文说过，襄王属于临时改封长沙，且因时间问题，王府久久没能完全落成，要说他没有迁国的意愿那是绝对不可能的。可限于大哥的威严迟迟没有行动。

待大哥辞世，大侄子继位，母后掌权，朱瞻墡的心思顿时活跃了起来。熬过明宣宗小祥，便迫不及待地奏请迁国，理由为“长沙卑湿，愿移亢爽地”。祖母尚在，明英宗自然不会为难这位亲叔叔，当即命有司于襄阳度地为建王府，并修社稷、山川、祠宇。

正统元年（1436年）七月，襄王殿下正式迁国襄阳府，至此终于名实相符。只是这次迁国依然有些仓促，以至于以襄阳卫署为底子营建的襄阳襄王府规制有些杂乱，建筑散落各处，不相连属，难以防卫。

襄阳襄王府

也正因此，朱瞻墡迁国之初便奏请对王府进行重建。明英宗命湖广三司勘察，地方自然不敢怠慢，实地勘核后绘图上呈。结果工部炸锅了，行在工部尚书吴中表示如完全按照图纸施工，需调集上万民夫工匠耗费三年时间方可完工。明英宗（实则应当是太皇太后）被这一工程量吓到了，下旨终止此议，只对现存襄王府进行改造。

要说重建襄王府勘察期间，朱瞻墡没有参与其中阿越是绝不相信的。只能说，此时此刻的襄王殿下多少有点飘了。事实也是如此。

正统初年，襄藩长史芮善，年老体弱，向朱瞻墡提出致政，也即退休。王府长史虽属于王府官，可毕竟是朝廷命官，退休需吏部批复方可。襄王殿下倒好，不经奏报自行派人安排船只送回其乡。

觉得权威受到挑衅的行在吏部，当即奏请治芮善及长史司官吏违法之罪。结果明英宗以“恐有伤亲亲之谊”为由，给予宽宥。

“上恐有伤亲亲之谊，特宥之。且以书报王曰：‘朕惟叔之聪明贤达，必不差失至此，虑为下人欺侮，故违祖宗法度。特令长史司官吏从实回奏，芮善令致仕不问。’”（《明英宗实录》）

正统四年（1439年）正月和闰二月，就在襄王府修缮之际，府内接连被盗。没能抓到盗匪的朱瞻墡，怒不可遏地将情绪全部倾泻到了肩负守卫职责的王府侍卫头上，一不顺心就把侍卫拎出来鞭打一顿。

王府仪卫正金聚等人因此心怀怨怼，向湖广三司告发襄王违法之事多达十四件。尤为致命的一条为：万寿圣节当天，令内使施兴、女户徐亮拜焚表章，并呼道士萧道真扶乩，所得内容有“天数玄玄，妙不可言”等语。意即天命在襄王，他与龙椅有缘。

关键时刻，因捕盗不利而遭襄王弹劾的襄阳卫指挥同知汤震又落井下石，奏称王府校尉手执器械，于深夜时分在城内外擒捕行人搜检，搞得人心惶惶，不知想干嘛。此举一旦查实等同谋反。

好在此时太皇太后张氏在位，虽然出动了锦衣卫，可皇帝以“特念亲亲”为由，只逮捕了施兴等人便将此事轻轻揭过，朱瞻墡本人只受到“以书戒谕”的惩罚。

经此敲打，朱瞻墡终于幡然悔悟，恢复贤王本色。

第二次与皇位擦肩而过

自明宣宗平定汉王之乱后，藩王朝觐制度名存实亡，即便贵为当朝皇帝的胞弟都概莫能免。比如宣德七年（1432年）十二月，远在长沙的朱瞻墡奏请朝觐，明宣宗先是夸赞其“恭爱之意”，接着表示只让他一人赴京，其他兄弟会怎么想，所以让他等等再说，这一等便是十年，连龙椅都换了主人，都没能成行。

明英宗剧照

直到正统七年（1442年）十月，太皇太后张氏病危，缠绵于榻的她思子心切，明英宗这才下诏命在外的襄、郑、荆、淮四王（梁王去世于上年）回京侍亲。

当年十二月十九日，朱瞻墡抵京，百官奉命赴奉天门东廊下参谒。不过这趟赴京的性质已发生改变，当年十月十八日太皇太后张氏崩，故由侍亲变为奔丧。

诚孝昭皇后张氏的辞世，让少年心性的明英宗失了约束，此后信用大伴王振，在朝堂之上和文官们斗得不亦乐乎。

在王振“右武”倡议下，明英宗愈发迷恋武功，想要做一个如同父皇、皇曾祖那般，上可安天下，下能治国的英主。

正统十四年（1449年）七月，一同蒙古诸部的瓦剌太师也先率众入寇。明英宗闻讯喜形于色，自己效法先皇雄风的机会终于来了，匆匆起兵御驾亲征。未成想八月十五那天，在土木堡化身瓦剌人餐桌上的月饼。大明精锐全军覆没，无数朝廷重臣死于非命不说，其本人也沦为也先的战利品，进而荣获“瓦剌留学生”、“叫门天子”等“尊称”。

皇帝被俘，瓦剌大军一步步逼近京师，如何凝聚人心及是否南迁暂避锋芒，成为摆在明英宗生母、皇太后孙氏和文武百官面前，臻待解决的关键问题。而这一切的前提是，得有人站出来主持大局。

明英宗此时有三个儿子，可长子朱见深年仅两岁，次子朱见清（即朱见潾）尚不足一岁半，第三子朱见湜更是刚刚满月。若在平日里，拥立幼主也无不可，但值此生死存亡之际，显然非常不合适。

明英宗唯一的弟弟郕王朱祁钰，时年22岁，为唯一在京的成年亲王，符合乱世立长的需求。可郕王殿下，既没有任何政治经验，也无其他让人眼前一亮的表现，能否担起这一重任犹未可知。

有鉴于此，孙太后想到了远在长沙的小叔子：襄王朱瞻墡，打算让他来主持大局。

“诸王中，瞻墡最长且贤，众望颇属。太后命取襄国金符入宫，不果召。瞻墡上书，请立皇长子，令郕王监国，募勇智士迎车驾。”（《明史·诸王传》）

孙太后如此选择也有自己的考量。

孙太后剧照

朱瞻墡时年44岁，年富力强，当年汉王之乱时曾奉命留守北京，有着处理政务的经验和能力。且他又是仁庙的嫡子、宣庙的胞弟，身份上也合适。对于危难关头国赖长君的大明朝来说，的确是不可多得的合适人选。

更关键的是，让郕王监国，一旦渡过危机，足以让他获得巨大声望，一正一负间对自己儿子的皇位构成重大威胁。而让襄王赴京监国，一来路途遥远，极有可能尚未到任，亡国危机便得以消除，无需再让他监国，二来再怎么样，身份毕竟隔了一重，对自家好大儿、对几个小孙孙的威胁性无疑更小。

两相其害取其轻，这一点孙太后还是懂的。

但远水解不了近渴，决定死保京师的朝臣更需要一位近在眼前的领袖，而非远在天边的虚君，何况皇帝出征时已命郕王留镇京师，由他监国顺理成章。为达成这一目的，文官集团不惜在朝堂之上上演全武行，对王振的马仔锦衣卫指挥使马顺群起而殴之，拳拳到肉将其活生生打死。

在文官们的逼迫下，孙太后不得不一步步退缩，先是于八月十八日命郕王监国，后于九月初六立朱祁钰为帝，遥尊被俘的明英宗为太上皇，换取册立朱见深为皇太子。

朱瞻墡一方面深明事有缓急，一方面也不愿意趟这趟浑水，因此上疏请立朱见深为帝，令郕王监国，以为两全。结果奏疏抵京时，朱祁钰早已坐上皇位。这就尴尬了，自己非但是皇帝新皇曾经的竞争者，还后知后觉的站错了队。

也正因此，进入景泰朝后，朱瞻墡频频向朝廷讨取诸如书籍、古琴即田地等赏赐，以证心迹。明代宗也对此心照不宣，给予回应。更狠的是，他竟预选襄阳府城以西的五朵山为自己寿藏所在，报请朝廷批准后开始营建，并多次前去视察。

“（景泰四年四月）丙申……先是，襄王瞻墡欲营寿藏于封内五朵山，奏乞听其预栽松柏，令军余看守，待四方宁谧之时修造。户部请移文勘实。至是湖广都布按三司官覆奏：此山与军民田土俱无相干。诏从王所请。”（《明英宗实录·废帝郕戾王附录》）

获得护卫军

景泰八年（1457年）正月，南宫之主、太上皇朱祁镇趁弟弟明代宗朱祁钰病重之机，在石亨等人的协助下发动政变，成功夺回皇位。

公正而言，明代宗是一位好皇帝，唯一做错的事，便是坐稳皇位后不顾曾经的约定，废了侄子朱见深的太子之位，改立儿子朱见济为太子。本想让自己这一脉万世一系，可惜天不遂人愿，朱见济仅仅当了一年的太子便夭折了，导致国本空悬。而这也给了朱祁镇趁虚而入的机会。

夺门之变

大侄子复辟，身为皇叔的朱瞻墡迎来了又一个人生危机。

明宣宗龙驭上宾后的立长传言，本就让明英宗对襄皇叔多有猜忌。明代宗病重之时，因其独子怀献太子朱见济早已去世，继承人问题成为朝臣们最为关心的核心问题之一，并为此分成两大派。

一派认为应当立前皇太子、现沂王朱见深为皇太子，算是拨乱反正，遵从前议。然而给大明带来深重灾难的太上皇依然在世，父为子纲，此举难保他不会出来作妖。故另一派打算从根子上消除这一隐患，可限于继承原则，也只能从与皇帝关系最近的宗室之中挑选人选，如此远在襄阳的襄藩又被人惦记上了，不过这次的人选不是朱瞻墡本人，而是其嫡长子、襄世子朱祁镛。明代宗绝嗣，襄世子兄终弟及也无不可。

明英宗复辟之后，给于谦、王文等景泰朝重臣按的罪名之一便是“迎立外藩”。臣子尚且因此被杀，作为被迎立对象的襄藩自然也好不到哪去，“帝颇疑瞻墡”，认为其中有襄王本人的手笔。

好在其后明英宗在查询早年无意间找到了两份涉及襄王的奏疏：其一便是前文提及的立朱见深为帝，零郕王监国，设法迎回留学生同学；其二为留学生自瓦剌归来后，朱瞻墡上疏谏言“景帝宜旦夕省膳问安，率群臣朔望见，无忘恭顺”。

这一发现零明英宗大为震动，加之急需树立典型，为自己挽尊，于是乎对襄王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拐弯。

天顺元年（1457年）三月十三日，因册立皇太子及册封诸子，给诸王致信，其中当来少不了襄王的一份。可在此之外，明英宗又单独给五叔去信，盛赞“叔父之心，即周公之心，而此二章，亦即金縢之书之比也。”同时对朱瞻墡奏请赴京朝觐之事做出批示，表示“本不敢烦远来，第念先帝同气至亲惟叔父，宗室至贤亦惟叔父。于情于谊，不可不重欲得一见，以笃亲亲”。

此举算是开了自宣德朝以来的先河（此前为奔丧，性质稍有不同）。四月二十一日，襄王朱瞻墡抵京，皇帝陛下给予了隆重的接待。

为洗脱嫌疑，朱瞻墡在此过程中做了一件令后世颇为不齿之事：奏请摧毁明代宗寿陵。此举正挠到了明英宗的痒处，令其龙颜大悦，顺水推舟的下令毁陵。

而叔侄之间的矛盾也因此迎刃而解。皇帝给予的回报也是相当丰厚，表示“襄王宗室至亲，贤德可重，特与设护卫，以表朕褒进之意”。

明初藩王肩负“藩屏帝室”和镇守地方的重任，故各藩坐拥由精锐士卒组成的三护卫。可随着洪武时代的逝去，削藩成为主流，永乐年间设立常山三护卫和汉府三护卫，成为藩王护卫建设的绝唱。此后诸王就藩再无护卫。

襄王府绿影壁

没成想数十年后，明英宗为答谢五叔，又特许襄藩拥有护卫。当然襄藩护卫的规模，比不上太族系、太宗系藩王所拥有的护卫。襄藩护卫名为襄阳护卫，下辖三个千户所：本藩群牧所为中千户所，改襄阳卫左所为左千户所，安陆卫右所为右千户所。

因为属于特恩，故襄藩永乐以后唯一一个获得护卫的藩国，这一殊荣也足以让襄藩傲视诸藩了。

此后，明英宗与朱瞻墡这对叔侄互动极多。

比如天顺元年十一月，明英宗复辟后的第一个万寿圣节，襄王派人赠送玲珑碧玉带作为贺礼。天顺二年初，明英宗偶尔感冒兼以足气举发调理旬余，襄王派仪宾刘隆驰问，并奉上保爱之方。其后因方子有效，明英宗接连向皇叔求取药方，并于天顺三年九月给朱瞻墡送去珍珠、片脑、犀沉等名贵药材九百八十余斤。你没看错单位是“斤”，不是“两”。

天顺四年（1460年）四月初六，朱瞻墡再次赴京朝觐。因此时襄王殿下年已五十有五，早已超出《皇明祖训》之规定，估计这是叔侄俩这辈子最后一次相见，故当月二十九日辞陛归国之时，还上演了一出生离死别的苦情戏。

“乙亥，襄王瞻墡辞，上亲送至午门外，握手泣别。王拜，上亦拜。王起，行数步，顾且拜，上使中官扶掖之。王起行顾且拜者，十数次。上目送出端门，乃还。百官送至端门外。行礼毕，王乃去。是行也，其赐予尤极厚云。”（《明英宗实录》）

有感于此，明英宗赐予襄藩方面三大优容：

其一，命户部每年从两淮运司遣人用官舟载白盐三百引，送往襄藩供其食用。彻底解决了因王府需从手上买盐，以致食盐品质不佳，“味苦不堪”的问题。

其二，因襄世子妃李氏多病无嗣，册封世子朱祁镛的庶长子朱见淑为襄世孙，并赐予郡王冠服。这是一项空前绝后的优待。

其三，特准襄王父子每年可不经奏报，自行外出游玩数次，其中襄王可出城游赏得次数达三、五次之多。单凭这一项，就足以让那群连想要出城祭扫先王都得求爷爷告奶奶的宗王们，羡慕嫉妒到眼冒绿光。

其后朱瞻墡再无赴京朝觐之举，然而叔侄俩的情谊依然在延续，襄王多次进献药方，皇帝则屡屡进行赏赐，但有所请无有不从。

天顺八年（1464年）正月十七日，明英宗驾崩，巧合的是这一日期恰与夺门之变相同。随即皇太子朱见深继位。当年五月，襄王殿下以宗室元老的身份上疏，恳请皇帝早行婚礼。明宪宗回信感谢，表示会遵照先帝遗命执行。

“甲戌，襄王瞻墡奏：‘大行皇帝遗诏内言嗣君以继承为重，婚礼不宜过期百日外……臣思四月二十七日己及百日之期，有司虽请行大礼，犹恐皇上哀慕之中，未忍举行……臣忝宗室遗老，不容无言。并进玉斝，以备礼筵之用。’诏曰：‘王为国家至亲，劝朕早行婚礼，以遵遗命为孝。宜从所请，还写书报王。’”（《明宪宗实录》）

明宪宗剧照

明宪宗因幼年的遭遇，对待宗室比乃父要和善的多，对襄藩也多有赏赐。比如成化十年（1474年）五月，以湖广襄阳县闲田三十顷给襄府。成化十一年十一月，因襄世子妃李氏去世，明宪宗又从南漳县划出无税地四顷赐之，充当祭田。

虽如此，但坐龙椅的毕竟由侄子变为了侄孙，关系隔了一重，况且天顺末年，皇后与贵妃之争中还插了一脚（对德王朱见潾出阁具书庆贺，并赐之礼物兼示诲言），多少令新皇有所不喜，双方关系再无当年那么亲密。

明英宗给予襄藩的三大特权中有一项为：襄王父子可以不经奏请自行出游。虽然襄藩诸人很有自知之明，只是偶以丧事出郭，并没有仗着特权肆意出城，可依然令以打压宗室为己任的文官们极度不爽。成化初年，在负责抚治荆襄的巡抚都御史王恕建言下，这项特权被收回。是故，成化三年（1467年）其第三子枣阳王朱祁钲为出城给生母送葬，先向朝廷打了报告。

一次如此也就算了，可次次如此，襄王殿下终于受不了了。成化十二年（1476年），朱瞻墡为此上疏朝廷，搬出英庙敕书，表达强烈不满，要求恢复旧制。对此，礼部态度强硬，表示仅有襄王本人可以享有这一特权，世子和郡王不在其内。最终，明宪宗取其中，准许几位堂叔每年春秋两季各出城一次，当必须当日往返。

阿越说

成化十四年（1478年）正月十六日，襄王朱瞻墡薨逝，在位55年，享年73岁，朝廷赐谥曰宪。对于这位襄宪王殿下，史书给予的盖棺定论中，评价极高：

“王于诸王中为最亲，故朝廷所以眷爱之者为最优。王小心清慎，笃于孝敬，尤为诚孝昭皇后所钟爱。然能守礼法，远嫌疑。故虽有异议，不为上下所疑。卒能安荣寿考，以终其天年。”（《明宪宗实录》）

对于襄王之贤，实录只提及部分，事实上他在谨守礼法、小心清慎、笃于孝敬以保禄位的同时，也施恩于下，惠及藩地百姓。

从天顺年间，明英宗赐予襄宪王的几封书信观之，朱瞻墡本人精于医术，虽没能如叔祖周定王朱橚那般编撰出《救荒本草》、《普济方》等医学类典籍，名传千古，可对襄阳当地医学的发展也多有贡献。

襄阳城位于汉江之畔，虽在临江一侧筑有老龙堤等防护工程，可年久失修，在江水的冲刷下已渐坍决，对城池及城中百姓构成重大威胁。天顺七年（1463年）五月，在朱瞻墡的奏请下，朝廷下令重修江防工程。

“壬辰……襄王瞻墡奏：‘襄阳城逼汉江，自昔有堤号曰老龙，环护城郭，岁久为水冲激已渐坍决。及城南有救生桥，水大人可度桥登山，以免水患，今亦损坏。非大起工匠修筑，不足捍灾御患。请敕附近府州县，并本处有司军卫为之。’事下巡抚湖广左佥都御史王俭核实。俭以为宜。上命俭督有司修筑。”（《明英宗实录》）

当年的荆襄山区：十堰

今湖北十堰市，在古代被称为荆襄山区，是位于湖广、河南、陕西和四川交界处的四不管地区，山高林密自来是流民汇聚之地，自元代起该处流民问题困扰两朝上百年。成化元年，河南商水人刘通在荆襄一带起兵反明，自称汉王，改元德胜，此即震惊天下的荆襄流民起义。

当年十二月，朝廷命抚宁伯朱永佩靖虏将军印充总兵官，工部尚书白圭提督军务，统率京营及山东下班官军一万五千人南下讨伐“荆襄反贼”。

荆襄山区离襄王的封国襄阳府近在咫尺，处于对自身安危的考量，朱瞻墡对对贼情一直非常留心，听说朝廷大军南下，特意派人将一封情报送到白圭案头。虽然表错了情，但起码证明了他的能力及对地方的关心之情。